例如，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因防控需要，行政相对人经常需要提供、主动出示行程信息、健康信息等。

行政主体为了保护他人、一般社会公众安全才限制甲的权利。如果要在行政法上直接适用基本权利，就势必意味着要纳入基本权利非目的性、间接的侵害，才能不排除第三人的基本权利保护。

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对行政行为的违宪性问题予以清晰的解答。从直观的理解上看，有权提起诉讼的只有两类人，一类是相对人，另一类是其他利害关系人。[32]第二，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在依法行政时，其依的法尽管是根据基本权利构筑的行政法律规范，但是这种转变为行政法律规范的基本权利发生了变形，已经不能简单地套用原初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规范，因而当我们通过行政法律规范析出行政法上的权利时，不可以直接依据基本权利（基本权利全面介入）或直接根据基本权利来提高某种利益的位阶（基本权利个别介入）。1.行政法律规范违反宪法的两种类型行政法律规范违反（抵触）宪法存在积极抵触与消极抵触两种类型，但任何一种抵触情形都必须在尽到一切可能的合宪性解释前提下发生。另一方面，所谓内侧效力，即行政法并不以基本权利的对立面存在，而是作为基本权利具体化的化身，基本权利规范对行政法律规范本身发挥作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就是适用基本权利，两者不存在冲突。

当这种利益属于宪法上位阶较低的，或者根本不是宪法上保护的基本权利利益时，如财产、经济利益、环境、风景享受等利益，就必须要从行政实体法上寻找保护的明确依据。[10]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行提字第13号。因此，其他列举职权具有独立的意义，这种独立性还表现为全国人大可以直接依据宪法行使该类职权。

⑧本文援引的人大决定是在北大法宝数据库、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中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栏目全面搜索整理而得，最近访问时间[2021-07-30]。(50)为了说明以结构论解释为基础的论证方法，在此举例说明，如何判定某一职权是否可归结为全国人大固有职权。(32)典型实例如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延长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决定》，其主权力依据是2015年《立法法》第13条。制宪者将明确授予全国人大的部分职权分散规定在宪法各处的原因如下：一是从宪法结构看，有基于宪法文本简洁、逻辑衔接等方面的制宪技术考虑。

漏洞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并非是天大的事。全国人大固有职权潜藏国家重大事项标准的首要理由是，它的基本内涵及功能与剩余重大事项决定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恰恰是由于该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才促使法条主义方法成了一个选项。不过，结构论解释并非万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固有职权的范围问题。总之，由全国人大作出关于国歌的决定，与中国宪法权力结构中全国人大的地位与功能相匹配，同时契合既有宪法惯例，因此该类决定属于全国人大固有职权的行权实践。但全国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则是采用分散的职权规定模式，即宪法针对全国人大决定的重大事项加以单独列举式规定。

(53)1982年全国人大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1989年全国人大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2021年全国人大对这两项法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遗漏权并没有太多的神秘色彩，它的产生源于立法者的有限理性。(16)通过历史解释，制宪时期的证据已表明必要且适当条款的目的旨在形成一种建构规则，(17)这与全国人大附带职权规则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值得指出的是，《宪法》第70-71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领导专门委员会和组织调查委员会。

据此，纵然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的表述本身不蕴含法律的限定，但在法秩序中，法律规定人大职权应被理解为通过民主审议程序将兜底职权法律化，属于法律保留内容。换言之，在具体解释过程中，附带职权仅包括那些对于实施宪法法律列举的主权力有合理关联的辅助性、执行性权力，并最终契合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行权标准。

⑥全国人大行权自然应当遵守宪法法律，该论本质上是将兜底职权的确证交由立法的民主审议程序，这将所遭逢的问题做了简化处理。确证某一特定事项属于固有职权，需要更为严密的论证。

(40)纵然是结构论的支持者，也不能成为自我封闭的结构论者。(35)可见，这类包罗性的规定自然蕴含以其他重大事项为标准的权力事项，该标准成了理解固有职权的门径。第二，在理论上，默示权力理论可以为附带职权的证立供给理论资源，以回应现实需求。鉴于全国人大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最高性政治地位，那些归属不明的行权内容应推定属于全国人大。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国家象征的内容作出决定，契合中国宪法上的结构规范，并没有侵害或损抑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而且在比较法上也可获得一定的支持。二是对法律所定其他列举职权进行合宪性检视时，只有将它们最后归入全国人大兜底职权，才能够确立对其进行宪法评判的规范基础。

(11)在人民代表大会制政体结构下，全国人大其他列举职权包括两方面：第一，《宪法》第62、67条之外的其他宪法规范授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职权。彭真睿智地提出：对特大项目的审查已经包括在预算里面了，预算不是有个目录表吗?可以不必单独规定了。

由于法律数量众多，逐条梳理实为不易也不明智。《宪法》第62、67条集中列举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

(28)其三，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行权标准是目的论解释的规范底线。美国学界针对默示权力的丰富讨论，与宪法上明确规定必要且适当这一国会权力弹性条款有莫大关联。

确证全国人大固有职权，就应当遵循、至少是尊重中国宪法上这些主要的结构信息与规范。(33)参见蔡定剑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页。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第297页。例如，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

该概括授权规定并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当然拥有决定任何具体事项的权力，它需要依凭至少是尊重宪法和法律中的其他规范资源，为其所拥有具体事项权力进行审慎的论证。所谓的法条主义方法，是指只要通过梳理现行的法律条文，就可以判断重大决定事项的具体内容。

据本文的三分法，从2015年开始，授权改革试点决定权由附带职权转变为其他列举职权。针对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和重大决策要不要经过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审议，当时有较多讨论。

不过，附带职权的权力扩展功能是有限的，它的目的论解释应当遵循几项制约：其一，应受到法规范调整意图、计划及其内在目的约束，同时不得与法条文本的字义明显抵触。比如，从行动能力视角考察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适当职能，(41)基于全国人大地位、组织方式和工作程序的功能适当角度审视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等作法，(42)就为结构论宪法解释的有力开展提供了坚实的事实质料，为全国人大权力的合理配置奠定了坚实的论证基础。

《宪法》第67条第15至21项列举全国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除了第18项决定特赦外，其他几项重大事项决定权均被法律细化，依次见于1990年《缔结条约程序法》、199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2009年《驻外外交人员法》、2009年《国防法》、2010年《国防动员法》、2015年《国家安全法》及2016年《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二是分散授予职权的类型与集中列举职权存在差异。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以决议的规范形式作出《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其最主要的内容为同意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向立力：《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的规范化》，《法学》2016年第1期，第136-137页。

作为政权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宪法中最重要的结构信息，因为它对国家权力图式的形塑作用非常显著。第三，除以上两类职权外，那些没有明确的权源依据、但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位相吻合的职权，归由全国人大行使，可称为固有职权。

See Chae Chan Ping v.United States,130 U.S.581(1888).(40)Akhil Reed Amar,Intratextualism,112 Harvard Law Review 799,812-814(1999).(41)参见黄明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115-120页。固有职权实质上在于确证国家重大事项标准，方法上主要依靠结构论搭建的法权秩序，并将全国人大行权能力、实践惯例等作为补充论证资源。

同时，在合宪性审查体系中加强兜底职权的监督和控制，是必要且重要的。基于根本规范的要求，全国人大组织法、议事规则的制定和修正完善，(53)则为全国人大依法行使职权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保障。